2021年會是SAT的終結(jié)年么？是時候揭開CB的老底了…

　　SAT在過去五十多年一直是美國大學的錄取標準之一，它背后的組織美國大學理事會（College Board）也成了高中生進入象牙塔之前必須征服的那座堡壘。

　　今年疫情卻讓College Board犯了難。春季和秋季考試日期受疫情影響取消，導致150多萬學生無法參加考試，福布斯估計College Board的收入損失高達2億美元。

　　自三月份以來，近500多所大學包括所有藤校都加入了標化選交（Test-Optional）的隊伍，一些學校甚至明確表示對有無標化的學生一視同仁。全美SAT考生人數(shù)最多的加州也在拋棄SAT，加州系統(tǒng)于5月底宣布2023年將不再考慮SAT成績。

　　2021年會是College Board的終結(jié)年么？

　　在很多人看來，這是遲早的事。College Board背負著標化考試的“原罪”。人們批評SAT是資本體系的產(chǎn)物，標準化考試長久以來都偏向著富裕階層，數(shù)據(jù)顯示黑人和拉丁美裔學生不論是SAT還是AP考試的分數(shù)都遠低于他們的白人同學。

　　喬治城大學的教育與勞動力中心主任Anthony Carnevale在他2020年的暢銷書《The Merit Myth》中寫道：“SAT考試為不平等系統(tǒng)提供了光鮮的掩護，它確保有錢的孩子上最精英的大學。它使這一切看上去科學自洽，但事實并非如此。”

　　Carnevale這段話直接內(nèi)涵了College Board背后那段不堪的歷史。College Board這個組織從創(chuàng)立之初就是為精英階層服務(wù)的，它的成立動機在我們?nèi)缃窨磥砩踔潦呛苡袪幾h的。

　　二十世紀初，美國加州興起了一股優(yōu)生運動（Eugenics Movement）的浪潮。該運動提倡優(yōu)秀基因的人應(yīng)該生育后代，來消除智力低下等特征。優(yōu)生學是偽科學，它的內(nèi)核是反人類的，為種族歧視提供了看似正當?shù)摹翱茖W依據(jù)”。

　　美國大學高層和教授也深受優(yōu)生學的洗腦。在收到卡耐基研究所、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公司和慈善機構(gòu)提供的廣泛資助后，哈佛、耶魯、普林斯頓和斯坦福大學的科學家們便開始研究種族理論。斯坦福大學第一任校長David Starr Jordan在1902年提出了“種族與血統(tǒng)”的遺傳學概念，他聲稱天賦和貧困都是通過血液傳遞的。

　　為了從東海岸上層階級以外的家庭錄取更多高智商的學生，包括哥大、普林斯頓在內(nèi)的15所精英大學和預(yù)科學校于1900年成立了College Board這個組織，組織高層認為只有高智商的學生才配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。

　　第一場SAT考試于1926年舉行，它改編自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給士兵做的智商測試。早年SAT考試的設(shè)計者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Carl Brigham，他也是優(yōu)生學運動的支持者。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，SAT一直被當成智商測試來看待，College Board甚至對外聲稱美國高中生沒辦法備考SAT。

　　這話很快被打臉了。1938年，Stanley Kaplan，一位布魯克林水管工的兒子，在父母的地下室里開辦了SAT補習班。自那以后，Kaplan逐漸成長為了一家數(shù)十億美元的全球考培機構(gòu)。Kaplan考培機構(gòu)的出現(xiàn)意味著富人只要肯出錢，教育資源就會向他們的孩子傾斜。有錢人孩子花在SAT補習班的費用可以每小時高達1000美元，赤果果的教育不平等也成了媒體大眾指摘的問題。

　　當SAT考試在沿海地區(qū)精英學校逐漸占領(lǐng)一席之地，另一種入學考試也開始在美國中部公立大學崛起。1959年，愛荷華州一家名為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的組織發(fā)起了ACT考試，隨后被很多大型公立學校引入招生體系。

　　ACT考試的橫空出世擺明了就是與SAT對著干。前者旨在衡量學生在高中學到的知識，不像競爭對手那樣把競品包裝成智商測試。

　　2012年，ACT考試超越了SAT的市場份額，與14個州的公立高中簽訂協(xié)議，為這些學校的學生提供考試。ACT的營銷秘訣很簡單，它既是申請大學的考試，同時又滿足了聯(lián)邦政府針對高中生閱讀和數(shù)學的考試要求。公立高中直接拿ACT來檢驗學生的閱讀和數(shù)學能力，幫老師省去了出考題的精力和時間。

　　College Board一看情況不妙，立馬請來了曾在麥肯錫咨詢公司工作過的David Coleman來擔任CEO。Coleman進入組織第一件事就是對SAT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。他想讓SAT像ACT一樣以學科為中心來出題，于是他高薪聘請了ACT教育部門的資深元老級人物Cyndie Schmeiser，再由她挖走ACT的其他核心成員。

　　外界一直在批評SAT只為富人服務(wù)。為了提高公司聲譽，Coleman很快促成了College Board與硅谷備受歡迎的教育組織可汗學院的合作，開發(fā)免費的在線SAT預(yù)備課程。

　　他還推出了新SAT，將2400分的SAT減少至1600分。老SAT考到1230分成績的學生在新SAT能拿1300分，盡管學生的實際能力沒變，但從分數(shù)值來看更高了，Coleman這波換湯不換藥的操作玩得可真溜。

　　Coleman對ACT的最終一擊是打價格戰(zhàn)。Coleman直接找到州政府，表示愿意以超低的價格把SAT考試賣給當?shù)氐目紙�，但條件是他要簽下一整個州的合同。2015年，College Board比ACT出價低了1540萬美元，贏得了密歇根州三年的合同，到了2018年又如法炮制贏得了十個州，其中三個還是從ACT手中搶過來的。

　　Coleman打開了SAT的市場，但SAT并不是最賺錢的業(yè)務(wù)。精明的College Board看中的其實是你的數(shù)據(jù)，它每年將考生個人信息（包括種族、性別、宗教信仰、父母教育背景）打包賣給大學和第三方機構(gòu)。College Board每年光是靠出售學生的數(shù)據(jù)就賺取了一個多億美元的收入。

　　另一塊賺錢的地方是SAT的手續(xù)費，College Board提議在參加考試的十天內(nèi)將學生的成績免費發(fā)送給四所學校，之后每增加一所大學收取12美元的費用；如果學生趕時間送分，則每筆訂單追加31美元的收費；如果想查看自己回答是否有誤，學生必須支付18美元，而更改考試日期又要花上30美元…這些零零總總的費用加起來每年為College Board帶來將近4億美元的收入。

　　最諷刺的是，College Board表面上是位于紐約的非營利性機構(gòu)，它實際上是一臺沒有感情的掙錢機器。College Board提供的SAT和AP考試服務(wù)每年能為公司帶來10億美元的收入和1億美元的免稅盈余（Untaxed Surplus）。每年組織高層將4億美元投進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(quán)，其中的200萬美元落入了CEO的口袋里。

　　可惜好景不長，疫情的水逆讓它接連不順。College Board在春季嘗試推出虛擬AP考試，但網(wǎng)站技術(shù)問題讓成千上萬名考生無法提交他們的答案，這也引發(fā)了學生和家長針對College Board提出的高達5億美元的聯(lián)邦集體訴訟；五月底加州系統(tǒng)官宣的“2023年放棄SAT考試”更是雪上加霜...

　　2021年會是SAT的終結(jié)年么？短時間內(nèi)，SAT可能仍舊是美國大學篩選申請者的工具，但這次疫情給了美國大學思考的空間：如果我們不靠標化也能錄取到合適的學生，也許是時候把標化考試移出申請流程了…